一次难忘专访 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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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江公司会议室灯光辉煌，早到的媒介拉开了新闻爆炸似的序幕，闪光灯发出耀眼的白光。记者们做好了采访准备，摄像机的镜头虎视眈眈地对准田雅琴，等待开机捕捉精彩的特写画面。

有记者问：田总经理，我是专访记者何亚军。我今天要提的问题不受标题限制，话题轻松，交流时代焦点，转制并轨，个人情感，补天浴日的感受。

田雅琴：我非常愿意回答你的问题，尽可能让你满意。

何亚军：国家资本主义对企业的资本积累会有矛盾吗？

田雅琴：我想不会，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大约出现在十九世纪初。从中国历史分析来看，我们的版图依然幅员辽阔，这就给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结束混乱的局面留出空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就会成为这一乱世的执掌者，从此建立了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。即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从而，国家资本积累主导着企业的资本积累不是弱，而是更加强势。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资本在快速积累，国民经济大提速，驶上飞速奔跑的快车道.中国要让这部挂上十三亿机车的每一颗螺丝转变质能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持续改革，这就是后来要讨论的举国体制。

实际上，中国还是没有全面放开，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丢，要发展。解放后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，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、社会主义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。我们可以把这次运动理解为初级社会主义变革，国家指导整个过渡期要实现‘一化三改’，‘一化’即指社会主义农业化，大力发展生产力。‘三改’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，对农业、手工业、实行合作化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。理所当然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胜利，在很短时间内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，能够比较顺利彻底消灭私有制，阵痛扬鞭的一场社会主义大变革。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给后来的总设计师在南海，深圳划一个圈奠定了坚石基础，对企业放权让利、拉开价格改革、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一系列改革。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所有财产回归收入国有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重新轮回到多种所有制并举，个体工商业，私有小工业，股份制企业，民营企业、中央企业和跨国企业，中国共产党就是管理着这一巨额财产的主人——强大的中央集权。

我们再去看农村联产承包经营，包产到户，到后来城市化进程，又是短短几年八亿农民有三亿失去了土地。中国城市化建设亿军突起，农民工进城打工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市场。南下广洲，西进新疆，这一时期的廉价劳动力给国家资本注入了新活力，滚雪球似的快速积累，企业的资本积累也跟随在起步快速发展。尤其是建立新型的农业现代化,以多种经营方式发展,包括农业土地的改革,缩小城乡差别是新一轮发展的重头戏.进入上市公司的股份制企业仍然是一张难.企业的资本集累走股份有限公司这条路,上市,抢门票是资本快速集累的最好途径.

何亚军：举国体制在中国几乎是常态化，我想问举国体制是否在你的公司存在，转轨时期举国体制对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？

田雅琴：我对举国体制的理解也许有点简单。我认为举国体制就是以一个国家最高利益为目标的动员体制，齐心协力，全力动员，国家指导各部门协调配合群策群力的援助力量，其中包括精神力量。最直接地感受，国家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。六七十年代我们集中力量成功研制和完成两弹一星、七十年代唐山发生大地震、两千年载人航天工程成功、两千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、上海世界博览会、两千年非典爆发全国总动员；还是两千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，如果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强大有序的国家动员活动，要办成、办好这些关系民生的大事谈何容易。我认为，中国办大事的能力比资本主义国家强大，速度快，力量大，效益高，得民心。

当然，我希望举国体制要更多的考虑民富国强，还利于民。不管是企业还是普通老百姓，不希望民弱换国强的代价。如果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利用各种机制，其中包括政治，行政，非市场手段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，看似有效合理；从长远来看，民不富必然会传导至国不强。尤其是中国的国情更是如此，国富不一定能持久支持国强，反之会成国弱。当然啦，让我管理的企业也沾了举国体制的光，员工没有收入企业哪来效益，员工们不富欲，企业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。所以说，举国体制也要改革。

何亚军：锦江公司转制你对权贵资本会有哪些不同的认识。换一句话说，权贵资本会改变你的财富观念，会增加可观的隐形收入，对此你是如何解释的？

田雅琴：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存在权贵资本主义。社会主义国家最危险的也是权贵资本主义，哪些手中掌握着国家公共资源的执掌者，一只手握的是资源，另一只手却是受贿的隐行资本。当然，权贵资本不是普通老百性就能左右的一种公共资源，而是手中掌握国家公共资源权力配置的人，这些人左右支配对经济活动的干预，从而使转移互动的权力在不同领域强权争夺，甚至还有继续扩大之势,权力优势活动中得利的特殊人群获得的利益者，隐形和公开推动非准政统制，非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