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书记还召开全体教工大会,在会上,公开地评论,结果,陶老师的票数少于韩老师的票数,就连陶老师给介绍对象的年轻女教师李春燕都投了韩老师一票,这下子,陶老师夫妇非常地生李春燕的气,认为她立场错了,忘恩负义。而且,因为每个人都得表态,陶老师与一些人因为表态没有投她的票而产生了矛盾,不仅仅是陶老师和一些人产生了矛盾,就是其他人之间也产生了矛盾。
后来不久,学校要调几个人记却留下了陶老师,把与她有矛盾的周老师等人调走了。当然了,这被调走的几个人中,也有是赵书记不喜欢的人。不久,陶老师夫妇自己活动,去了外地,这,赵书记该做何感想呢?这样的工资涨法,反而造成了矛盾,社会怎么和谐呀?
以后,多次地涨工资,都没有这种涨法了,人与人之间,相差无几,怎么区别不是好办的,除非是个别的真正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,大家才能服气。
从邓的治国路线之后,涨工资的频率加大了,记得从江执政以来,到胡、习,涨工资的次数,一个比一个高,歀数也多,具体的,我没有记载,大体上,江时代,涨的次数最少,歀数也最少,大概,涨一次,也就二十多元吧。到了胡时代,多了,多到百元以上。到了习时代,也就是说,他是在二○一二年执政的,年年涨,而且数额也大。
最近几年,国家重视了企业人员的工资调整,年年给企业人员涨工资,企业人员的工资,比事业人员少,而且,差额还比较大呢,应该给企业人员多涨点儿工资,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,企业和事业人员的工资应该是差不多的,而事实上却不如此,差额还比较悬殊的,也确实欠缺合理性,况且,从一九九九年,甚至更早,很多企业都倒闭了,工人们下岗了,不更应该关照他们吗?
远的不说,就二○○八年以来,逐渐涨的工资额,到这次涨之后,我的退休金,几乎是二○○八年的两倍,每天呆在家里,国家就给百八的,这不是一种幸福吗?不仅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,就是资本主义国家,人到老了,也都有退休金,当然,是指有工作的人员了。这项政策,可是太好了,不然的话,年老体衰,怎么能再去工作挣钱来养活自己呢?指儿女吗,那可不一定指得上,或者说,根本指不上的。
所以,我认为,这些年涨工资,实在是太好了,尤其是今年,涨的真多呀,还是那句话,好好地活着,在家里呆着,每天都有百八的收入,吃穿不愁,何乐而不为呢?我们都希望,年年涨工资,涨的越多越好,当然,要根据国家的实力喽。
二○一五年元月的第二件新事,就是我家又买了电饭煲了。我家搬到佳城后,买了新房,买了几样家电,花了几万块,因为买了好几样,款额还比较大,卖方就赠送大勺、电饭煲等,其他还有零零碎碎的什物。不久,我和老公又去了商业城,买了一个大勺。二○一三年,我在佳纺早市买了一个电磁炉,外赠一个大勺,这样,家里就有四个大勺了,两个电饭煲。
做饭的是老公,他主张做饭多做,我反对,因为,剩大米饭,一热很麻烦,而且,还不好吃,像鱼籽似的硬而无味。我主张少做,够两人吃一顿的就行。每顿饭,都做新的,好吃。老公终于同意了。
所以,我家不剩饭,顿顿吃新饭。老公说:“只做两口人的饭,太少,用大电饭煲太不好做,再买个小点儿的电饭锅吧。”于是,在二○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,我和老公在家附近的利威日杂买个小电饭锅,这个电饭锅,是两升的,结果呢,一做饭,从锅盖上冒出饭汤来,都流到桌子上了,黏黏糊糊的,很烦人的,老公只好用一条毛巾沾湿了,围在锅盖上面,这样,流到桌子上的就少多了,但是还有的,并且,毛巾上都是黏黏糊糊的,不好洗。
老公还是觉得很烦恼,我主张再买个电饭煲。因为,电饭煲是封闭的,严密不漏汤的,当时,买这个小电饭锅的时候,忘记了电饭锅封闭不严实,有漏汤的现象,老公没有表态,他可能是舍不得废弃这个刚刚买不久的电饭锅吧。
我几次地说服他,他终于同意了,在二○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,我跑了百货大楼、两个广汇家电、一个国美家电、大润发超市、苏宁电器,最后,在正方家电买了一个两升的小电饭煲,样式很美观,价格也不贵,这回,做饭的老公就没有烦恼了。
二○一五年元月的第三件新事,就是我家的枕头装上了荞麦皮了。原来,我家有四个枕头,全是新的,不是买来的,是一个有钱的女人,不要了,给了侄儿,侄儿给了我,当时,我们刚刚从bj搬来,没有枕头。枕头瓤子,都是晴纶棉的,一枕上去,发热,尤其是夏天,更是难受,但我还不曾想起换瓤子,换成荞麦皮的,我的妹妹去世后,妹夫又找个女人,由于这个关系,我们还是和她来往,她说:“二姐,这枕头太热了,换成荞麦皮的吧。”
经过她一提醒,我就买了十斤荞麦皮,缝了两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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